关于南宋江南建筑

在中国建筑史上，偏安一隅的南宋尚是一不甚为人注目的朝代。相应地，关于南宋建筑的性质和特色，建筑史中对之多无专门论述，或一笔带过。唯半个多世纪前梁思成先生所著《中国建筑史》中有“南宋之临安”的专门一节，尽管简略，也已是迄今关于南宋建筑最全面的论述了。然相对而言，我们对于南宋建筑的认识和理解，许多方面仍是朦胧不清。如在通常的印象中，偏安文弱的宋室与秀丽纤巧的建筑似总是相随互映，一些实例及文献在某些方面似也证实了这一点。故论及南宋建筑规模及尺度的特色，我们大都会想到秀丽纤细工巧这样的形象。然这种对南宋建筑片面和不完整的认识，有可能影响我们对南宋建筑深入和全面的认识与理解。

南宋建筑以江南临安为中心和代表。临安作为南宋行在，其建筑必有相应的特色，如其禁城宫室陵墓建筑，尤其是绍兴皇陵，因其非正式及非永久的性质，故受影响和限制甚大。另一方面，南宋一个半世纪，前期因退守半壁江山以及应付于宋金战争的紧张局面，在土木营建上甚为收敛，如其宫室仅就州城府治兴建，宫殿营建十分简朴，所谓“皆从简省”以至有绍兴四年(1134年)建成的临安行宫正殿文德殿，“随事揭名”，一殿充四殿用。直至1141年宋金议和后，关系始趋缓和，形成稳定的南北对峙局面，土木营建渐又重复铺张之习。关于南宋宫苑建筑的规模气势，梁先生称其“多工巧靡丽，但建筑无宏大者。偏安一隅之南宋首都，盖风雅有余，气魄不足，非复中原帝京之气象”。概而言之，“南宋宫中殿宇无宏大之作”。关于南宋宫苑的状况，也有研究指出，并不能仅依文献史志中一两句关于宫苑简朴的记述，就认定如此，当时有些记述带有掩饰偏安真相及粉饰朝廷的目的。实际上，宋金议和后的南宋大内，甚为奢华宏丽，《马可，波罗游记》中记述的南宋皇城内的宫殿也是规模宏伟、金碧辉煌的。最近发掘的南宋太庙遗址也表明，太庙规模宏大，气势壮观，印证了史料关于南宋太庙“穷极奢丽”的记载。相比较而言，在风格和规模上，宫苑或偏于靡丽，然这是否也代表了南宋建筑性质和特色的全貌呢?实际上，江南佛寺建筑就未必尽是工巧靡丽一类，从已知史料来看，基础雄厚、兴盛繁华的江南佛教大寺，其建筑规制甚为雄大宏丽。遗憾的是南宋寺院殿阁建筑实物至今一无所存，我们所见到的仅是元代小规模的方三间佛殿，而这些根本代表和反映不了这一时期江南五山大寺建筑的真实面貌。根据相关文献史料及五山十刹图的分析比较，作为天下巨刹的江南五山殿阁规模尺度之宏丽，不亚于前朝后代，有些甚至是我们过去所不曾想象到的。

衡量建筑的尺度规模，斗拱用材是一相关参照。然从时间纵轴上来看，二者之间并非呈一完全对应的关系。以往对南宋建筑尺度规模的认识，往往受斗拱用材尺度的影响很大。根据建筑演化和发展过程分析，相信南宋中期以后，建筑上斗拱用材尺度明显减小，结构功能及材分地位的衰退是导致斗拱用材尺度减小的最主要的原因。然并不能简单地以斗拱尺度的减小论定建筑尺度亦随之相应变化。事实上，随着梁架结构及榫卯技术的发展，宋代南方建筑在斗拱趋小的同时，建筑的尺度规模及梁栿尺度却有明显增大的趋势。如宋元江南寺观建筑的当心间尺度急剧增大，且大都超过同时期的北方建筑，较前朝也有增而无减，五山大型殿堂则更表现出宏大的规模和尺度这些都反映了南宋建筑技术发展的一个侧面。

佛寺建筑已是如此，道观之盛则更在其上。历史上南宋道教极盛，南宋皇帝嗜好道教.佛教所受的重视远不及道教。即使在宋室南渡之初的百般艰难情况下，行在宫室尽可能简朴，然道观兴建却不惜功本，“祠宇宏丽，象设森严”(楼钥《中兴显应观记》)。其轻重缓急，可见一斑，反映出南宋朝廷对道教需要的迫切。而作为天下宫观之首的临安府洞霄宫，甚至由宫中出资修建，并动用军工，可见道教在高宗朝中的地位，并可以想象其宏丽更在佛教五山之上。

文献中所记五山殿堂的规模与尺度

南宋江南禅宗五山建筑中单体规模最大者，首推山门、法堂和佛殿。此三殿阁传统悠久，形制规范，有相当的可比性，且文献中亦多形制和规模尺度的相关记载，五山十刹图中，更有准确的实测尺寸，这些都有助于我们了解和比较南宋禅寺建筑规模尺度的状况。

文献中关于南宋五山殿堂规模尺度最详细和重要的记载为南宋楼钥《天童山千佛阁记》所记天童山门以及五山十刹图所记径山寺法堂及僧堂。径山和天童为南宋禅宗五山大刹，分居五山首位和第三位，故其建筑对于这一时期江南五山殿阁应具有代表和典型意义。以下根据相关文献史料，分析比较五山寺院的山门、佛殿、法堂及僧堂的形制及其尺度规模，进而探讨这一时期五山建筑的性质与特色。

五山寺院山门阁

宋·楼钥撰《天童山千佛阁记》所记天童山门，为南宋绍熙四年(1193年)再建之山门，在形制上为一层阁形式，因列千佛于其上，故名千佛阁。

天童山门尺度巨大，堪称雄阁巨构，正所谓“高云汉而弹压山川”(《天童山千佛阁记》）。关于天童山门阁形制规模，文献中有准确而详细的记载：“为阁七间，高三层，栋横十有四丈。其高十有二丈，深八十四尺，众楹具三十有五尺，外开三门，上为藻井，井而上十有四尺为虎座，上层又高七丈，举千佛居之”。也即此山门阁面阔七间，进深四间，上下重层，中夹暗层，此其规模。山门尺度巨大，以宋尺长31.5cm计，其面阔七间，每间20尺，共140尺(合44.1m)，进深四间84尺(合26.5m)，通高120尺(37.8m)，其中底层高35尺(合11m)，暗层高14尺(合4.4m))，上层至脊高70尺(合22 m)，由此可见，天童山门阁的尺度是相当宏大的。文献中关于天童山门阁分层高度与总高度所记尺寸的吻合，亦表明尺寸准确可信。半个世纪后，入宋日僧绘五山十刹图(1248年)中所记淳祐间之天童山门，虽已非绍熙再建之构，然尚保持着七间的规模，再加上左右连以钟楼、观音阁.仍不失宏大气势(图1)。元·王蒙《太白山图》所绘元代天童伽蓝，其山门雄大，为面阔七间重层大山门阁。从时间排比来看，王蒙所绘天童山门阁应是五山十刹图中所图录的同山门。此后，天童山门阁至元至正年间又经重建，其规模与旧制相当，仍是面阔七间，然尺度更出于其上：“崇十又三丈，邃十丈，广廿又五丈”。宋元天童以山门雄丽闻名，其规模尺度是后世所少见的。然此天童山门阁规模仍小于五山之首径山寺山门阁两间，由此可以想像嘉泰元年(1201年)所建径山“九间山门风楼”的宏大规模，更在天童山门阁之上。天童、径山二山门巨阁在时间上前后仅相距八年，表明了当时寺院对山门巨阁追求的风习。

图1 南宋天童山门平面

江南宋元禅寺山门以重阁形式为特色。从源流上而言，重层山门是南北朝以来的山门古制。对于重层山门，北方多称三门楼，宋元江南虽也有称楼，如径山山门五凤楼，但更多称阁;日本中世禅寺，将山门直称为三门阁。山门高阁成为江南禅寺的典型意象。

宋元江南禅宗大刹，山门地位显赫，其规模形制不在前朝之下，或更有过之。关于山门规模，宋元江南一般似以五间较为普遍，小寺则为三间，而五山级大寺则为七间甚至九间的宏大规模。宋元时期禅寺以山门为寺之脸面，极尽宏大壮丽，为其显著特征和时尚。山门形制实际上成为禅寺规模、等级的一个重要标志和象征，从而山门的规模、尺度及装饰一般都远在寺之中心建筑佛殿和法堂之上，且莫不具有夸耀竞比的特点。尤其南宋嘉泰元年(1201年)再建的径山九间重层五凤楼大山门阁，可谓山门极致。宏丽山门阁的意义，主要在于装饰和等级上，而非实用功能上。其规模宏敞，绝非后世江南小巧楼阁可比拟，同期北方寺院较之亦显逊色。

作为比较，日本五山大寺的五间重阁山门，尺度亦不小，以现存京都东福寺山门(1336年)为例(图2)，其面阔五间，每间17尺，共85尺(合25.88 m)，然远不能与天童寺山门相比，其面阔仅及天童山门一半而已。

图2 日本东福寺山门立面

五山寺院佛殿与法堂

关于南宋五山佛殿和法堂的尺度规模，现有资料几一无所存，唯有五山十刹图所记径山寺法堂一例，其规模为方三间带副阶的形式。而根据日本资料分析，这一时期五山殿堂的最大规模应是方五间带副阶的形式。然依图记尺寸，即使此径山方三间带副阶的规模，其尺度亦堪称雄大壮观。根据五山十刹图所记径山法堂实测尺寸分析，并作设计尺寸复原，其平面形式和尺度如(图3)(表1)。

图3 南宋径山寺法堂复原平面

表1

由上述分析可得到以下几点认识：

①图记实测尺寸与复原设计尺寸之比为0.96～0.98。分析推定当时日僧实测时所用之尺为日本曲尺(长30.3 cm)，由此推得径山法堂营造尺长约31.2 cm，正与宋尺相当。

②径山法堂殿身尺度70×66尺(21.8 m×20.6 m)，总规模100×96(31.2m×29.9m)，心间30尺(9.36 m)，次间20尺(6.24m)，副阶15尺(4.68 m)，法堂规模虽仅方三间带副阶，然开间尺度颇大，尤其是其当心间30尺(9.36m)的特大开间尺度，甚具意义。在现存遗构中，大同善化寺三圣殿(金代)心间尺度最大，达7.68 m (26尺)，然也不及径山法堂心间的30尺。径山法堂副阶尺度也相当于北方同期中型殿堂的心间尺度。值得比较的是，同样为五山之一的南宋明州阿育王寺舍利殿明间亦为30尺。这反映和表现了五山巨刹中心殿阁的尺度特色，面阔心间30尺，应是五山中心殿堂的一个标准。

③建筑的尺度规模还决定于进深架数及椽架尺度，开间数并不能完全表达建筑的尺度规模。同样是方三间殿阁，尺度可相差悬殊，如径山方三间法堂与江南方三间小殿，虽开间数相同，然绝不是同一尺度等级。故建筑的尺度规模，应以面阔进深规模及开间、椽架尺度这几个参数确定。由径山法堂图可见，其殿身为“十架椽屋前后三椽栿用四柱”的大型殿堂。比较日本五山大型佛殿，亦以十架椽屋为规模，实例如圆觉寺佛殿古图等(图4）。也就是说，十架椽屋应是五山中心殿堂的另一标准。由五山十刹图图记尺寸分析可见，径山法堂十架椽屋相应的间架分配形式为“3-4-3”，即进深上中间四架椽，椽架平长：26/4=6.5尺；前、后间三架椽，椽架平长：20/3=6.66尺。

图4 日本五台圆觉寺佛殿古图

④五山十刹图所记法堂尺度规模，反映的只是南宋淳祐年间径山法堂的状况，然此时径山已远不是最盛时期。径山最盛在13世纪初的嘉泰年间，径山嘉泰重建盛况，于三十余年后的绍定六年(1233年)火灾再毁。其后屡有兴修，并几度灾而复之。故推测径山13世纪初的盛期法堂规模当不止五山十刹图所记的殿身三间带副阶的形式，其开间规模或应更为雄大。除法堂之外，五山十刹图还记有径山方五间佛殿，图中虽未标记实测尺寸，然可以想像其规模尺度之宏大更在其方三间带副阶的法堂之上。

由上述分析可见，径山法堂虽尺度规模宏大，但仍在《法式》椽架平长的规定范围围隔内，即厅堂、殿阁最大椽架平长分别为6尺和7.5尺。径山法堂总体宏大的尺度规模，不是简单地增大椽架尺度，而是通过增加椽架数达到的，即将进深上前后间通常的二架椽增至乏架椽，总椽架数由通常的八架椽屋变为十架椽屋。再依《法式》卷二十六诸作料例所记内容分析可知，北宋八架椽屋至十二架椽屋的最大用料尺度在六十尺至八十尺之间11。比较径山法堂十架椽屋进深66尺的尺度，正在此范围内，属宋代大型殿阁。

再就梁、柱尺度而言，按《法式》规定，殿阁最大椽架平长为7.5尺，故其最大梁栿跨度为四椽栿，长30尺，这是单梁跨度的极限，历史上少有其例。而南宋径山法堂四椽栿长达26尺(合8m多)，已是相当巨大。又依《法式》规定可知，殿柱长以朴柱三十尺为最12，而南宋天童山门阁底层柱长达35尺，已在《法式》规定最大用料尺度之上。径山法堂柱径2.23尺(合67.6 cm)，亦可谓硕壮。这些都说明了南宋五山殿阁用材尺度的宏大。

五山寺院大型僧堂

僧堂作为宋代禅寺众僧坐禅修行、参禅辩道的专门道场，是禅寺最重要的建筑之一。在功能上，以一堂兼坐禅、起卧、饮食三用途。中唐以来禅寺僧堂将此前传统的分散僧房生活及食堂的作法统合起来，形成新的禅修形式。故僧堂也称云堂，即言其僧众云集一堂的集团生活特色。作为集团修行道场的僧堂，多规模宏大。尤其是五山丛林，衲子云集，号有千僧，径山寺更是“法席大兴，众将二千”（李邴《千僧阁记》）。其僧堂规模之巨大，可想而知。径山在高僧大慧住持时，僧徒骤增，旧有二僧堂仍不足以容，故又另建千僧阁以广纳众僧。至端平三年（1236）再建时，又将旧二僧堂统而为一大僧堂（楼钥《径山兴圣万寿禅寺记》）。五山十刹图中所图记的径山大型僧堂，年代仅与之相距十余年，故应是同一僧堂。僧堂规模以版数而论，所谓“版”，是僧堂内长连床数及其位置的排列形式。径山僧堂为二十版大型僧堂。依径山僧堂戒腊牌所记“清众共八百五十四员”，可知其时径山僧堂所居僧众之多，亦与其僧堂的规模宏大相印证。据文献记载，此端平三年伦建成的径山大僧堂：“楹七而间九，席七十有四，而衲千焉”（《径山志》收南宋·吴咏《径山禅寺重建记》）。根据五山十刹图，此大僧堂内堂面阔九间，进深四间；外堂面阔十一间，进深二间。内外堂间又设天井一间。僧堂四面又周以回廊，图中记有实测尺寸，内堂面阔开间二丈六寸，进深开间二丈四尺六寸，规模及开间尺度皆甚大（图5）。

图5 南宋径山寺僧堂复原平面

五山禅寺的灵隐和天童寺，其僧堂形制与室内陈设大体同径山僧堂，然规模较径山僧堂稍小。灵隐僧堂面阔七间，进深六间；天童僧堂则面阔七间，进深七间。此二僧堂虽亦堪称宏大，然与此前绍兴四年（1134）建成的“前后十四间，二十架，三过廊，两天井，下庑墙階纵二百尺，广十六丈”的天童大僧堂仍不可相比。

相应于丛林集团生活的大僧堂，是宋元禅寺最重要的特色之一。

中日五山殿堂规模尺度的比较

关于五山殿堂，中土仅有径山法堂及天童山门等很少的一些资料，但与宋元江南关系密切的日本禅寺，却留存有部分遗构实例及相关古图史料，可作参照比较。史料表明，日本五山佛殿的规模与形式相当统一，几乎全为殿身方五间带副阶、总规模方七间的形式，法堂规模也大致相当，多为7×5间的形式。作为尺度规模比较，整体规模尺度和明间尺度是两个最具意义的标志。以下对中日五山殿堂的规模和尺度作一比较：

根据以上统计分析和比较，有如下几方面特点和问题：

①日本五山级方五间带副阶殿堂尺度（总规模），一般约在90-100尺间，当心间20尺。故从总体尺度而言，是一个相当雄大的殿堂，且在此规模之上，主殿两侧又多与土地堂和祖师堂相连一体，规模更显宏大，正面达九间规模。这是以三殿一体化的体量，追求主体建筑雄大的效果（图6），从中也让人看到宋土五山殿堂的身影。作为比较，宋土五山殿堂之雄大，更在日本五山殿堂之上。与南宋径山寺法堂当心间30尺、次间20尺相比，日本五山殿堂开间尺度犹有不及，在总体尺度上，日本方五间带副阶佛殿还不及宋土径山方三间带副阶法堂。

图6 日本禅寺佛殿与挟堂构成的整体规模与尺度

②日本五山诸殿堂开间规模虽皆大于径山法堂，然在尺度上能与径山寺法堂相比拟的，仅特大规模的天龙寺方五间带副阶佛殿（124×115尺，明间26尺，副阶15尺）。可见想象，典型的五山殿堂应以殿身五间十架椽带副阶以及大尺度心间为特色。其宏大的规模尺度，是一般方三间殿堂所不可比拟的。日本禅寺五山级以下的方三间佛殿规模多仅在14尺至28尺之间，方三间带副阶佛殿规模一般也只有23尺至41尺，在尺度上不及江浙现存元代方三间佛殿。与南宋五山级殿阁相比，江南元代延福寺大殿三间总面阔尺度为8.5m，尚不及径山方三间法堂的心间尺度（9.45m），而日本唐样代表性方三间殿堂圆觉寺舍利殿，则尺度更小，其方三间带副阶的总面阔尺度，仅8.13m，只相当于径山法堂总面阔的1/4，而更小的唐样方三间殿，如祥云寺观音堂（1431），其方三间的总面阔尺度仅4.71m，不及径山法堂明间间广之半，可谓小巧至极。由上述比较可见，不同禅寺等级间的殿堂规模尺度差异甚大，这也充分表现了五山殿堂与地方殿堂差异的一个重要方面。另外，即使与唐宋北方殿堂比较，南宋五山殿阁单体尺度规模的宏大也是十分显著的（图7）。

图7 中日佛殿尺度规模比较

③根据日本资料推测，日本五山级大型佛殿的副阶多在9尺左右，一般方三间佛殿副阶则在5尺左右。然五山十刹图所记径山法堂副阶达15尺（约合4.7m）、相当宏敞、日本五山殿堂副阶可与此相比者仅天龙寺佛殿与法堂（15尺）二例，日本五山殿堂的尺度规模较宋元五山殿堂仍有一定的差距，但同时也可看到，如天龙寺法堂及佛殿所代表的日本五山殿堂，有百尺以上的宏大规模。竞相宏丽是中日五山段堂共同追求的目标。

④从中土实例来看，南宋以后江南殿堂明间尺度有显著增大的倾向，无论是五山大型殿堂，还是地方小型佛殿均如此，推测其时明间尺度应是规模等级的一种标志。如五山殿阁径山法堂及阿育王寺舍利殿明间皆为30尺，此或反映的是五山中心殿堂的等级意义。而一般的地方小型殿堂，当心间尺度也甚大，如金华天宁寺方三间殿堂，心间6.16m，合宋尺近20尺；福州华林寺三间殿堂，心间达6.5m，合宋尺近21尺。远大于同期北方建筑、日本禅寺五山主要殿堂，明间尺度一般以20尺左右为多见，而地方一般小型佛殿明间尺度，则多在10左右，小的只有6、7尺，实属小巧。开间尺度对比的悬殊、更反衬了五山殿堂的宏大。

从家具尺度看五山殿堂的规模尺度

家具以其与建筑室内空间的密切关联，其尺度大小可视作建筑尺度的一杆量尺。宋代五山殿堂规模尺度的雄大，还可从其室内陈设的家具尺度上得到印证、五山十刹图中实测记录了部分五山佛殿和法堂内陈设的家具及其详细尺寸，以下试择两例作为五山殿堂的雄大尺度的参照和比较（一日本曲尺合30.3cm）。

其一、依五山十刹图所记径山佛殿供案，案面长一丈七尺一寸三分，广三尺四寸五分，合519×105cm，其尺度之大令人惊叹。然作为南宋禅寺五山之首的径山佛殿供案，亦是相称。同时也衬托出径山佛殿的宏大规模尺度。

其二、据五山十刹图所记径山法堂三扇式屏风，其通高一丈九尺三寸四分，合586cm，通宽一丈四尺三分，合425cm，此高大屏风中高近6m，且置于法堂的法座上，由此可以想象径山法堂内部空间的高敞。

综上分析比较，关于南宋建筑的尺度规模，因对象和时期的不同，既有称得上雄大壮丽的一面，同时也有精巧秀丽的一面，对比显著而分明。全面地看待南宋江南建筑，应是丰富和多样的，尤其是五山建筑值得深入探讨。不了解南宋五山大寺建筑，也就不能说认识和把握了南宋建筑的全貌。南宋建筑有待于我们的新认识和再评价。

注释和参考文献：略

作者：张十庆    

文章来源：华中建筑，2002年03期、04期